編者按：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歷史節點，日本和德國在歷史認知問題上的大相徑庭再度引發關注。同為二戰策源地和戰敗國，為何德國能夠而日本未能進行深刻反省？這分別給歐洲、亞洲帶來何種影響？本期“環球圓桌對話”就此展開討論。

王媛媛：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學者

張 健：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項昊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華沙之跪”背后的懺悔與反省

王媛媛

對納粹罪行進行懺悔和反省，對受害國表達深深歉意，成為近段時間德國外交的一個重要主題。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上周訪問英國期間，向倫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無名戰士墓敬獻花圈，并在英國議會發表演講時表示“德國虧欠歐洲鄰國，也虧欠英國人民”。更早一些時候，第17屆德波政府間磋商會議在柏林舉行，“歷史記憶”成為主要議題之一。雙方還在會后聯合聲明中就歷史問題作出決定：一是再次強調銘記歷史與緬懷先烈始終是兩國關系的核心要素；二是德國承諾盡快在克羅爾歌劇院舊址建立永久性紀念場所，以紀念納粹暴政時期受害的波蘭公民；三是德國政府將研究為二戰期間波蘭受害者提供進一步賠償的可行性；四是德國向波蘭歸還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從波蘭掠奪的一批文物，為未來歸還更多此類文化遺產鋪平道路。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正確對待歷史問題，是德國在戰后回歸歐洲、獲得飽受納粹暴行摧殘的歐洲鄰國原諒和接納的基礎。

二戰結束初期，東德和西德都開展了“去納粹化”工作，但納粹意識形態的影響依然存在，當時不少德國人對納粹大屠殺等罪行不了解或不愿了解。這種狀態持續了近20年，被稱為德國對納粹歷史的“沉默時代”。但隨后，這種“沉默”逐漸被打破。1970年12月，西德時任總理勃蘭特在波蘭華沙紀念碑前向死難者下跪道歉，這一舉動被稱為“歐洲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表現”，也成為德國在歷史認知問題上的一個關鍵轉折點。隨后，德國的歷史檢討不斷深入，逐漸進入全民反思階段。與此同時，德國在法律、教育、賠償、紀念場所等多個方面表達和落實對歷史的反思與懺悔，對本國民眾特別是青年進行正確歷史觀塑造，對“新納粹”等企圖為歷史翻案的勢力嚴格管控。

事實證明，正確對待歷史成為德國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的政治基礎。再以德波關系為例，二戰結束后，負責任地處理歷史問題，包括承認納粹統治期間給波蘭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是兩國和解的前提。從公開譴責納粹罪行到發布官方道歉文告，從宣稱德國對納粹罪行“永久擔責”到通過教育、立法和賠償等方式開展檢討清算，德國反思之深、行動之實有目共睹。勃蘭特在華沙的“驚人一跪”開啟德國反思納粹歷史新的一頁，隨后德國政府在歷史問題上基本保持這一立場。

與德國相比，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認知差距可謂巨大。日本右翼勢力近年來不斷尋機為戰前軍國主義歷史翻案，在美化侵略歷史的同時謀求強軍擴武，突破“和平憲法”束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聲稱“臺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這一立場不僅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挑戰中方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還暴露出日本右翼勢力遠未正確認識和深刻反省對外侵略的歷史罪責，現在更是公然挑戰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后國際秩序，影響和后果極為嚴重。

需要指出的是，德國對納粹罪行和歷史問題的認知有著多方面的促成因素，其中重要一點就是飽受納粹暴行傷害的國家和民眾對德國持續不斷的壓力和監督。同樣，面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挑釁言論和危險動作，當年遭受日本侵略暴行的亞洲國家以及更廣泛層面的國際社會也須行動起來，堅決阻擊日本右翼復活軍國主義的任何企圖。

歐洲收獲“耦合效應”

張 健

放在整個歐洲實現政治和解進而不斷推進一體化的歷史進程中看，德國對于納粹歷史的反省和道歉，可以說是關鍵性乃至根本性的一環。

二戰結束80年來，尤其是在西德時任總理勃蘭特“華沙之跪”后，德國官方在各種場合反復表達堅持正確歷史認知的態度。他們清楚，納粹德國殘酷摧殘其他歐洲國家和民眾的歷史不可能被憑空抹除；長期以來，歐洲其他國家乃至國際社會始終有一部分人對德國心存疑慮，擔心德國走上老路。因此，即便其他國家不做明確要求，德國也是一邊在國內法律、教育以及社會認知等各個層面根除納粹遺毒，一邊不斷圍繞歷史問題對外闡釋自己道歉和反省的立場，而非躲閃回避。這是戰后德國重獲歐洲信任的一個重要原因。

以這種態度和認知作為基礎，有著歷史仇怨但又同為歐洲大陸重要國家的德法，開始嘗試結束長期對抗，實現政治和解。1963年，西德時任總理阿登納與法國時任總統戴高樂在巴黎簽署《德法友好條約》，確立兩國在政治、經濟、外交等領域的合作框架，這也為歐洲一體化進程注入動能。

早在20世紀50年代，法國時任外長舒曼提出歐洲煤鋼聯營計劃即“舒曼計劃”，并且促成歐洲煤鋼共同體成立。彼時的這些舉措背后，都有約束戰后德國的意思，當然同時也帶來了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實質性啟動。隨后，歐洲一體化進程高歌猛進，從煤鋼共同體、歐洲共同體再到今天的歐盟，不斷邁上新的臺階，一度被視為區域一體化和國際關系發展的典范。一路發展至今的現實表明，歐洲大陸的一體化進程與歐洲國家對歷史問題的處理、尤其是德國對于納粹罪行的深刻反省，形成某種雙向塑造，并產生了正向“耦合效應”。

正如一些分析所言，以阿登納為代表的德國政治人士堅定提倡和支持歐洲一體化，除了聚集合力推動歐洲的復蘇與發展，也是為了德國自身利益。一方面，深度參與和融入歐洲一體化進程，可以打消當時包括法國在內一些歐洲國家對德國的疑慮。戰后之初，德國主權本身受到國際法以及一些西方國家的限制，為了歐洲一體化而讓渡部分主權，對于柏林來說不算“重大犧牲”，相反還可以進一步消弭其他國家對于德國的內心芥蒂。因此，支持和推進歐洲一體化成為德國政府長期以來的政策目標。對于歐洲其他國家而言，通過一體化進程來鼓勵德國堅持正確歷史認知以及和平發展路徑，借助一體化相關機制來規范德國并使其為歐洲共同利益貢獻積極力量，也不失為理性和明智之舉。

近些年來，歐洲政治經歷民粹主義浪潮，包括德國在內的主要歐洲國家面臨右翼甚至極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在此背景下，一些國家內部出現極端民族主義的雜音。即便如此，有關納粹歷史罪行的懺悔和反省仍是德國社會的主流認知，也是德國官方基于法律規定、歷史與現實因素等考量的一貫立場。絕不允許任何人為納粹翻案，更是曾經飽受納粹侵略之苦的歐洲鄰國乃至整個歐洲的底線。當前，歐洲一體化進程正在遭遇一定挫折，但放在歷史長視距下，歐洲當前政治和解與共謀發展的局面，是在對兩次世界大戰生靈涂炭的傷痛記憶和深刻反思中開啟的，是在與歐洲大陸過去千百年間戰爭不斷的歷史進行切割的基礎上向前推進的。正因如此，雖然一些國家政治動蕩加劇，對于一體化的懷疑聲音增多，但戰后80年來，歐洲基本沒再因為與納粹相關的歷史記憶或認知問題出過亂子。不被錯誤歷史認知拖拽，已經成為德國以及整個歐洲不斷向前邁進過程中的基本共識。

日本錯誤言行加劇“東亞悖論”

項昊宇

二戰后，德國通過深刻反省和道歉實現了與歐洲國家的和解，而日本在歷史問題上始終缺乏深刻反思，未能與軍國主義實現徹底切割。這種歷史修正主義不僅驅動日本國內政治的右傾化，也在日本與亞洲鄰國之間制造了一道難以逾越的情感鴻溝，進而阻礙了東亞的歷史和解，影響區域一體化進程。

戰后初期，美國在對日本占領和改造期間，出于冷戰需要而致力于將日本打造成遠東反共堡壘，不僅保留天皇制，還釋放大批甲級戰犯，也沒深入追究大批乙級和丙級戰犯的罪行。這使戰后日本政治精英階層與戰前軍國主義勢力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這與德國徹底鏟除納粹余毒、并在法律層面嚴禁宣揚納粹思想存在很大不同。這種不徹底的歷史清算使得軍國主義思想從未在日本社會中被連根拔除，為日后歷史修正主義蔓延埋下種子。

德國戰后敘事的核心之一是“奧斯威辛”，即作為加害者對納粹罪行的深刻懺悔。而日本的戰后敘事往往聚焦于“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的悲劇固然值得同情，但這種敘事被右翼勢力用于構建和強化“受害者意識”，同時極大淡化作為加害者的負罪感。

進入21世紀，隨著日本經濟長期低迷以及包括中國在內亞洲其他國家的發展和趕超，日本國內的焦慮情緒又被右翼勢力利用，加劇政治上的右傾化。日本右翼政客參拜靖國神社，否定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制度的存在，日本中小學教科書中關于侵略歷史的記述被不斷壓縮和篡改，種種言行不斷撕開日本軍國主義受害國民眾的感情傷疤，也讓亞洲鄰國對日本的國家走向產生深深疑慮。

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消極錯誤表現，嚴重干擾了它與中韓等國關系的發展，導致雙多邊關系不時陷入嚴重困難局面。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在于《中日聯合聲明》等四個政治文件，其中日方對歷史問題的正確認知是核心前提之一。中日關系曾因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陷入長期僵冷，也曾因臺灣問題和釣魚島問題遭遇嚴重沖擊，而后者的根源也在于歷史問題。對于韓國而言，日本的殖民統治記憶尤為慘痛。從強征勞工到“慰安婦”問題，歷史問題始終是韓日關系中的敏感爆點。

放眼全球，歐洲的一體化始于法德和解。法德兩國通過對歷史的深刻檢視和共同編寫教科書等消弭世仇，為歐盟的建立奠定基石。反觀東亞，盡管經濟相互依存度很高，但區域政治互信和安全機制建設卻嚴重滯后，形成一種“東亞悖論”，即政治安全摩擦和經濟深度交融并存的二元對立局面。

由于缺乏基于歷史反省的和解，亞洲鄰國對日本的任何軍事動作都保持高度警惕。當日本試圖解禁集體自衛權、發展進攻性軍力時，亞洲鄰國感受到的是當年軍國主義復活的危險性。這種緣于互信赤字的安全困境，使東亞不僅無法建立區域安全合作機制，甚至陷入空前激烈的軍備競賽，地區和平穩定的根基遭到侵蝕。

這種影響也在向東亞區域經濟合作層面蔓延。中日韓合作本應是東北亞穩定的重要“壓艙石”，近年來也因日本一些政客在歷史等問題上的錯誤言行而備受影響。中日韓多個層級的定期會晤機制不時被迫中斷，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也是久拖不決。歷史問題帶來的政治對立不可避免會波及經貿談判的氛圍，降低各國在市場準入、技術標準等敏感領域做出讓步的意愿。

日本必須認識到，一個無法在歷史道義上取信于鄰國的國家，注定無法獲得與其經濟體量相匹配的國際地位。在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地緣政治動蕩的今天，東亞的和平與繁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中日韓三國的精誠合作。但日本對于歷史的姿態，愈發成為中日韓合作和區域一體化進程的“絆腳石”。

唯有正視歷史，才能面向未來。從德國身上，世人看到，真正的尊嚴不是來自對錯誤的掩蓋，而是直面罪責的勇氣。日本如果不能從思想觀念深處反省侵略歷史，不能在行動上切斷與軍國主義的聯系，它就永遠無法卸下沉重的歷史包袱。作為加害者的真誠懺悔和道歉，是日本真正被亞洲鄰國接納并推動實現地區歷史和解的根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