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西半球列為優先事項，對于這種轉變和調整，美國國內戰略界一些人短時間內恐怕還難以轉過彎來。事實上，就在新版國安戰略報告出爐之前不久，拜登政府時期的兩名前高級官員還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發文，強調歐亞大陸正在經歷秩序重構，敦促華盛頓重新審視并設法維系美國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還提出“整合戰略”“跨域安全”等新概念，通過將非美國主導下的區域合作視為現實挑戰，呼吁美國通過強化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戰略聯動，綁定歐洲安全與亞太安全框架，對沖域內大國影響力的增長。類似這樣的思維和論調，顯然是要表達對美國現任政府淡化對盟伴安全保障等做法的批評，被冠以所謂“歐亞新秩序”等名目的設想也是換湯不換藥的霸權護持方案，其中充斥著地緣政治思維的舊套路，把地區國家追求戰略自主、大國間良性互動和區域合作的整體進程，歪曲為對美國的潛在挑戰和威脅。這種論調的根本目標，就是重新塑造以美國為中心、以歐亞國家為從屬的依附關系和等級秩序，與多極化時代潮流形成尖銳對立。

之所以稱其為“舊套路”，是因為這套邏輯深深植根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的西方地緣政治構想。從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控制心臟地帶即控制世界島”的陸權論，到美國地緣政治學者斯皮克曼“掌控邊緣地帶為關鍵”的中間主張，再到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劃分“棋手國家”與“支軸國家”的操縱思維，西方世界及其當前主導國家美國從未跳出將歐亞大陸視為“博弈棋盤”的僵化認知。即便在經濟全球化深度發展的今天，這種基于地理分割與勢力范圍劃分的思維以及“美國缺席即混亂、美國主導才安全”的二元邏輯，仍主導著美國部分戰略界人士的基本認知。

拒絕承認歐亞大陸自主整合的歷史大勢，是這類思維和邏輯最致命的問題，也使其陷入強行拼接的戰略悖論。烏克蘭危機被視為牽動歐洲、防止其實現戰略自主的抓手；“印太戰略”被視為牽制亞洲、遏制中國的手段；推動北約“北擴”與強化在亞太“存在”的敘事構建，成為“大西洋—太平洋跨區域聯動”的基礎結構。這種強行拼接的戰略聯動具有三重目的：一是讓歐洲無法脫離對美國的戰略附庸軌跡；二是讓亞洲無法按照自身節奏推進合作；三是讓歐亞大陸內部的所有制度創新都被貼上“挑戰美國秩序”的標簽。所謂的“歐亞新秩序”推崇的不是合作，而是分割；不是整合，而是對抗；不是安全，而是制衡，這也是類似論調充滿自我矛盾的根源。

其中一個荒誕之處，就在于持這種論調的人始終從大國競爭的依附關系和等級秩序觀審視歐亞互動：上合組織作為當今世界覆蓋人口最多、地域最廣、潛力巨大的綜合性區域組織，始終以維護地區安全、促進共同發展為己任，卻不斷被他們污名化；金磚國家持續擴大本幣結算規模并探索跨境結算方式，對全球金融秩序失衡進行合理修正，卻反復被曲解；中亞國家整體加強對華合作以及“絲綢之路經濟帶”等致力于互聯互通建設的國際和區域性公共產品，也頻遭妖魔化。在這種等級秩序觀下，非美國主導的合作就是“秩序對抗”，非美國參與的規則制定就是“戰略挑戰”，地區國家在戰略自主意識驅動下與其他大國合作，則被歸納為“風險”。

不難看出，美國或西方戰略界一些人腦海中這種高度不平等的秩序想象，與當今世界多極化和區域多元化的時代潮流明顯背道而馳。

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世界格局深刻變動的大背景下，中國以及地區其他主要國家對于亞歐大陸秩序構建有著頗為清晰的認知框架與政策邏輯，強調突出地區國家的主體性、地區穩定的共生性以及地區發展的融通性，始終以共同體視角審視自身與地區的關系，徹底跳出“控制與被控制”的霸權邏輯。

首先是堅守地區國家的主體性地位。中國官方話語體系中通常使用“亞歐”而非“歐亞”稱謂，這一細節背后是對亞洲國家主體性的尊重，是對“共同發展”而非“勢力爭奪”敘事的堅守。在實踐中，治國理政經驗交流、現代化發展戰略對接、互聯互通合作規劃等，成為中國與地區國家多雙邊合作的核心議題。在上合組織、中國—中亞機制等區域合作平臺，中國始終強調維護亞歐大陸和平與發展是本地區乃至世界各國的共同期盼，提出強化和保障亞歐大陸物流鏈安全等合作目標，倡導安危與共、求同存異、對話協商的亞洲安全模式等，從未將地區國家視為秩序構建的被動參與方，從未將各國的集體身份認同、戰略自主意識以及與其他域外國家的合作視為地緣政治威脅，而是強調這一特殊地理空間的歷史連續、文化交織、經濟互補。

其次是強調亞歐生態系統的共生關系。作為誕生了中華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倫文明、伊斯蘭文明等多元文明的“人類文明搖籃”，亞歐大陸的整合本就具有深厚歷史基因。隨著世界經濟重心持續東移，發展動力向南拓展，亞歐大陸再次成為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演變的“主軸”。與美國作為域外國家搞“跨域制衡”不同，中國作為地區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自身的發展離不開亞歐，也惠及亞歐，其共生性根植于文明脈絡、經濟結構與現實需求之中。無論中老鐵路、雅萬高鐵等互聯互通項目打通大陸脈絡，還是推動綠色轉型與數字合作網絡建設的成功經驗，都表明中國所倡導的共謀發展和共同現代化道路，符合各方利益互嵌的亞歐現實。近年來，中亞、中東、東南亞等地區國家普遍強調戰略自主多元合作，旗幟鮮明反對冷戰式陣營化和選邊站，這些正是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歐亞新秩序”等相關論調背后霸權邏輯的最好否定。

第三是共同現代化愿景更符合地區內生需求。無論進行何種話語營銷和包裝，美國戰略界一些人設想的所謂“歐亞新秩序”都離不開在大陸邊緣打造政治、安全、技術等利益鏈條，重新控制并主導地區國家和整個區域的互動關系，特別是強化對于安全議題的渲染鼓噪，從東西兩側對中俄進行戰略遏壓。然而，中國致力于推動亞歐大陸內部的經貿和交通走廊，構建綠色轉型和數字轉型網絡，錨定現代化建設這一地區國家的共同需求，強化互聯互通和產業協作。簡單而言，類似“歐亞新秩序”的構想或論調強調拉開距離、制造邊界、固化分裂的“中心—邊緣”治理模式，而中國倡導打通通道、促進流動、增強聯系的發展優先互動。在實踐中，中國與中亞國家實現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全覆蓋、雙邊層面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全覆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全覆蓋；與全部22個阿拉伯國家和阿盟以及幾乎所有高加索、東南亞國家簽署共建“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或行動計劃；與俄羅斯達成深化亞歐地區全方位合作和互聯互通的戰略共識。以上種種皆表明，以共同現代化和命運共同體建設為導向的秩序構建，更加符合亞歐地區發展的時代需求。

最后，共同體意識為秩序構建提供價值引領。從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到“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再到“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質量發展推進共同現代化”的中國—中亞精神，無不體現中國關于共謀發展、共促繁榮的共同體意識。這種共同體意識不僅能夠跨越文化和制度差異，也能削弱地緣沖突和互信赤字，提升亞歐各國和各次區域之間的利益互嵌，以及亞歐大陸的整體韌性。在亞歐大陸長期被地緣沖突撕裂、被外部力量強行塑造的歷史背景下，當美國和西方一些人仍在以“控制”“遏制”“聯盟對沖”“地緣政治博弈”討論亞歐秩序時，以互聯互通、互利共贏、共同現代化為代表的共同體意識更加具有稀缺的制度創新意義。

歷史早已證明，亞歐大陸的繁榮從來源于互聯而非割裂，強大從來始于開放而非封鎖。當美國戰略界一些人繼續鼓吹以“跨區聯動”遏制大陸整合、以“等級秩序”維系美國霸權之時，中國以聯通促合作、以發展促安全、以安全促繁榮的政策邏輯，強化地區主體性、相互共生關系、各國內生需求和價值引領的認知框架，正給亞歐空間的再整合帶來新可能。一個合作而非控制、互聯而非封鎖、共贏而非零和的互動框架，成為地區國家的共同愿景。在這個過程中，關鍵在于地區國家能否在尊重彼此主權與利益的基礎上繼續強化自主意識，推動符合地區發展需要和多極化時代潮流的共同體建設，為亞歐大陸的和平與繁榮提供更加堅實的基礎。（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