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盟是中國周邊外交優先方向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重點地區。在雙方領導人戰略引領下，中國與東盟各領域務實合作不斷深化，雙方合作已超越單純的雙邊或區域合作范疇，成為踐行全球治理倡議的“試驗場”和“成功典范”。2026年將迎來中國-東盟升級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5周年，雙方不僅以實實在在的成果夯實了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根基，更以其“南南合作”的卓越實踐，為全球治理體系的良性變革貢獻了超越“文明沖突論”的新敘事與新路徑。

全球治理倡議將“發展”重新置于全球治理的中心位置，倡導一種包容、聯動、可持續的治理新模式。東盟地處亞太“十字路口”，成員國文化多元、發展水平各異，東盟內部的一體化進程以及東盟引領的東亞合作進程本身就是區域治理的復雜課題。中國視東盟為周邊外交優先方向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重點地區，與東盟建立起日益緊密的命運共同體，雙方合作模式精準地詮釋了全球治理倡議的核心要義。

“共商”的典范：平等尊重與協商一致。中國是首個簽署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首個明確表態在區域架構中支持“東盟中心地位”的大國，并在東亞合作、瀾滄江—湄公河合作等機制中一以貫之。這意味著，中國始終將自己定位為東盟一體化進程的支持者與合作者，而非主導者或競爭者。中國與東盟所有合作議程的推進，都遵循東盟主導的“東盟方式”，即通過協商一致尋求最大公約數。

中國與東盟以平等、協商的方式共同制定了事關區域發展與穩定的多項宣言或規則，從《中國－東盟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聯合宣言》和《落實中國—東盟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聯合宣言的行動計劃（2021-2025）》到《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磋商，再到《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達成，中國始終與東盟國家友好磋商，以平等身份共同制定區域發展規劃或規則。這種基于共識的決策過程或許耗時，但其產生的成果更具合法性、可持續性和包容性。

中國同東盟平等尊重與協商一致推進合作，成為“共商合作”的典范，為全球范圍內如何處理大國與中小國家關系、如何構建真正平等的國際秩序提供了寶貴經驗。

“共建”的典范：務實合作與互聯互通。“共建”在中國與東盟合作中體現為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主要平臺，在硬件與軟件兩個層面全面推進的互聯互通建設。中老鐵路、雅萬高鐵、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等一大批標志性互聯互通項目相繼建成或推進，極大地改善了區域國家的交通物流條件，將中國與東盟的地理相鄰優勢轉化為經濟融合優勢。

中國與東盟在海關、檢驗檢疫、貿易便利化等領域不斷加強標準對接和政策協調，例如，中越智慧口岸等通關便利化項目相繼建成或推進，極大便利雙方貿易和人員往來。東盟和中國等國共同參與的RCEP的生效更是構建了全球最大自貿區，通過統一關稅承諾、原產地規則、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以及其他貿易規則，RCEP最大限度整合了區域內各成員國的27個貿易安排和44個投資協定，大幅降低了區域內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推動多邊貿易體系發展，維護產供鏈穩定，為區域和全球“軟聯通”樹立了高標準范本。

中國通過人力資源開發合作、技術轉移、獎學金項目等方式，為東盟國家培養了數以萬計的各類專業人才。這種“授人以漁”的模式，增強了東盟國家自主發展的內生動力，使合作根基更加牢固。同時，東盟多國也為中國培養了大量的各類專業人才。雙方培養了大量的熟悉彼此的人才，持續推動著雙方民心相通，提升雙方發展能力，助力雙方合作的快速發展。

中國與東盟這種全方位、立體化的“共建”，不僅提升了雙方發展能力，提升了雙方合作水平，推動了區域經濟增長，更通過共同行動培育了共同的利益紐帶和責任意識。

“共享”的典范：發展紅利與命運與共。國際合作的最終目標是讓人民共享發展成果，而中國—東盟合作的“共享”特質尤為突出。在貿易方面，雙方貿易額屢創新高，中國連續16年保持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東盟連續5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東盟自貿區3.0在今年10月簽署，雙方貿易未來將蒸蒸日上。在投資與工程承包等方面，截至今年7月，中國同東盟累計雙向投資超過4500億美元，中國企業在東盟累計完成工程承包營業額達4800億美元。東盟國家的農產品、熱帶水果、電子產品等大量進入中國市場，中國的優質商品和資本也滿足了東盟國家的發展需求。這種深度互嵌的產業鏈、供應鏈使雙方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大量企業和民眾也從雙方經貿合作中獲益。

在減貧領域，中國的扶貧經驗通過東亞減貧合作示范項目等在東盟國家落地生根，在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框架下，中國大力支持緬甸等國減貧。在氣候變化領域，雙方共同推動綠色低碳轉型，在清潔能源、電動汽車等領域開展越來越多的合作。這些非排他性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現了命運共同體的真諦。

通過持續對話與合作，特別是就“南海行為準則”進行的磋商，中國與東盟國家致力于將南海建設成為和平、友誼、合作之海。區域總體和平穩定的大局，是雙方共享的寶貴戰略紅利。由此可見，中國與東盟合作為全球治理倡議提供了最生動、最富說服力的區域實踐范本。（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教授）